第二千二百六十四章(5/6)

带着这一崇尚正义复仇的有色眼镜，古代中原人也容易更为关注周边民族的相关习俗。

    而儒家思想对复仇文化也起了巨大作用。孔子提倡的以直报怨的意义已不在于个体为一家一族之恨平不平，而干涉到社会公理的伸张，有儆世诫恶之效。其对恶行发出者自身产生立竿见影作用，更有震撼人心的新闻效果。中庸准则的提倡，与孔子倡扬的复仇观也是不相违背的。程子《中庸题解》称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，天下之定理。”正道正理，愈加佐证了正义复仇定则的不可移易，仁的具体实施恰在其中。

    “礼”字说到底为的是调适群体内部关系。而复仇对于氏族群体的凝聚作用，原始人早就意识到了，在共同面对仇敌的大旗号令下，一切嘈杂之音都可以被正义呼喊所淹没。然而只是到了先秦儒家这里，才开始突出正义实施的理性庄严，这当然不限于复仇。“学仁，不让于师”；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在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上，孔子是毫不妥协屈从的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军》）为了行仁，对人可不顾及情面，对已应持节自守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所提倡的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坚韧执着，也体现在复仇意志的褒举上。复仇意识实际上洋溢着不畏强暴、不为权势所屈的勇气，透露出内核的原始共产主义那平等、公正且敢于献身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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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另外，血亲仇这一亘古不绝的社会现象与文学主题，也是以孝为核心的儒家纲常系统发出的不容移易的指令，其是个体情感冲动的深在理性基础，催动华夏古人在人生奕故面前作出毋庸置疑的特定反应。深领儒家风范的后人如是总结道：“盖报仇之所由来旧矣。中古而下，方牍所记，乃有天性之戚手足之痛，或义笃于诸父，或情厚于交友，独能奋不顾死，则绝其命，撼逝者之沉愤，耸人伦之风概，乃至朝议高其节，理官缓其法。”

    先秦儒家的“以直报怨”复仇观，在后世文人的人生理想图式中注入了对“恶”“不义”的否定，由此泛化为儒者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强烈的批判措施。如西方学者注意到的“如果某人认为